▲陕西（西北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中心理事长桂维民接受纪录片《三秦珍档 奋斗足迹》摄制团队的采访（摄影/徐昕蕾）

城市如同一本不停翻页的书。页脚的灰尘，是时间留下的注解；高楼之间锈蚀的厂房，是一段不该被跳读的段落。

人们急于向前，而桂维民却选择停留。他向过去致意，不是出于怀旧，而是一种更坚决的现实主义——一种对工业文明根脉的信仰。

记忆的深井

他不是历史学家，却以一种历史学家的姿态出现。他不是建筑师，却想为工业时代的残骸搭建一座座精神的穹顶。

“我是50年代生人。”桂维民开口，总是平缓的，但语气里有种长久背负之人才能带出的厚重。他谈到“西迁”的那一代人时，语气悠长，那是一代人将国家命运内化为自身荣辱的年代，是“工业”成为信仰的年代。

156项工程，如今听来略显遥远的数字，其实是一组力量的符号，是共和国工业化原点的坐标图。而陕西——这个如今在全国发展版图中略显沉默的省份，当年却是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中落地最密集的地区。

▲1958年,莫斯科石油学院的中国留学生与苏联同学一起研讨。

在煤炭、电力、电子、兵器、航空、船舶等重要工业制造领域，创造了当时诸多个亚洲和中国的第一……它们从地图上的点，变成了时代里实实在在的砝码。

而当2016年的城市改造工程悄然展开，“幸福林带”计划开始拆除一批旧厂房时，桂维民感到了一种无声的紧迫。他说，那不是拆除，那是在抹去。他意识到，再不行动，记忆就将被彻底裹挟进泥土与混凝土的混流中。

他选择了行动。

▲召开《国家156项工程在陕西企业纪实》出版座谈会。

他的第一个动作不是拍桌，而是写信——给省委、省政府提交了一份工业遗产保护的建议和策划书。第二个动作，是在西北大学召集学者和专家，谈保护，谈工业记忆，谈工业时代的情怀与价值。座谈会最后商定，要做三件事：拍一部纪录片，建一个博物馆，出一本书。

文字的重量

书，是一切记忆最安静的承载方式。

但也正因安静，才需要更深的敬畏。

《国家156项工程在陕西企业纪实》，110万字，五年时间，数百张照片，不只是纸张上排列的知识与资料，更像是从废墟中打捞出的遗言，是对沉默年代一次迟来的礼赞。

▲1958年底第一辆用苏联提供的配件生产的t-54a坦克下线。

桂维民并没有把自己当编者，他更像一名中转站的工人，把过去搬运到现在。

他说，最难的不是撰写，而是“识别”——在一堆尘封的档案中甄别哪些是真实的、可信的、能承担起历史重量的。

为此，他们一层层递交审核，从企业到档案馆，从地方志到党史研究机构，像做一次繁琐的手术。

▲1959年第3期《人民画报》，新中国建设的第一个百万吨级炼油企业——兰州炼油厂。该项目为156项重点工程之一。

这份书稿里，不只有铁与火的工业数据，还有人的故事。他提到吴玉宝，一个来自上海的普通工人，为修建宝成铁路主动请缨，火车开动那一刻，车厢里哭声一片，而几小时后，哭声变成了笑声——因为他们知道，目的地不是远方，而是理想的现场。

还有贾棠荣，一位化工专家，说起当年钱学森来厂里指导时的三句话时，眼里仍有光。那是科研人员为国铸剑的时刻，固体火箭推进剂的突破，让中国的“两弹一星”提速了整整两年。

▲2016年9月，入选“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201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迎来通车60周年。2018年1月，入选中国第一批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这些叙述，不属于文学，却饱含文学性。他们不是为了抒情而存在，而是证明：国家不仅由制度构建，也由记忆支撑。

空间的叙事

工业遗产保护在当下中国常常陷入两难：是留住过去，还是让位未来？桂维民说：“我们做的，不是守旧，而是转译。”这种“转译”不是语言上的翻译，而是空间、时间与情感的再造。

铜川的王石凹煤矿，是他最喜欢讲的案例。

▲前苏联援建的王石凹煤矿是国家156个重点工程项目之一。

这里曾是“共和国煤炭工业长子”，而如今已然停产。当矿井沉默，城市是否还记得它的声音？

答案是：让它“重新说话”。

这片矿区被重新规划，煤井变成展厅，废弃的苏式单边楼成了研究中苏合作工业遗迹的活化样本，甚至连运输用的火车头都被打造成了餐厅。他不满足于“修旧如旧”，他想让这些工业符号，在数字时代有一种全新的叙事结构。

▲王石凹煤矿工业遗址公园

这种保护，不再是小心翼翼地供奉，而是让历史变得可亲、可感、可体验。人们在展馆中行走，穿过井道模型、听矿工口述，孩子们用VR设备“下井”，老人们在茶歇区讲述他们“当年在井下”的故事。

记忆不再是尘封的展品，而是活的语言，是当代语境下的续章。

他介绍说，王石凹提出了一种“协同创新机制”——不是单靠政府，也不完全商业化，而是“政府+企业+村集体”共治。

▲运煤机车无言的诉说着昔日工业文明的历史荣誉。

只有当遗产真正进入生活场景，才不会变成被遗忘的标本。铜川，也正在从资源枯竭的工业城市，转身为生态与文化共生的新城市模型。

从他者到我们

在这段关于遗产、记忆与未来的对话中，桂维民反复说，自己并不是主角。

然而，他却像一个持灯者，在工业时代与今天之间搭起一座桥。他不谈“感动”，更少说“使命”，但他的话语中自带一种“必须做”的坚定。

这份坚定，不是来自某种道德高度，而是他对一段时代有着近乎朴素的尊敬。

▲寻找“156项工程”：西安韩森寨工业区的前世今生。

156工程，不只是一页宏大叙事里的注脚，它曾是成千上万普通人生活的起点、信仰的支点与苦难的交汇点。如今他们老去、散去。

而桂维民为他们说了话，写了书，将来还要建个馆。

历史不会开口，但它会留下沉默的遗址。正是这些人，让沉默的遗址重新发声。他们用双手打捞回记忆的闪光点，也照亮我们理解国家、理解城市、理解父辈的一种路径。

▲预计改造后的老工业区

而当我们走进那些旧厂房时，也许会突然明白，所谓“新时代的叙事光芒”，其实不是新造的，而是我们终于学会读懂那些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