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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群:父亲的故事   

www.xibuxinwen.com(2018-06-17)来源:西部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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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新闻网讯 2018年6月17日, 关于母亲,我写过许多的文章。这些文章有一篇还被选入新版的高中语文课本。而关于父亲,我几乎还没有写过一个字。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对父亲始终怀着一种深深的畏惧感,这种畏惧感妨碍了我每一次走近他。

    选入高中课本的那篇文章叫《每一条道路都引领流浪者回家》,是写母亲和她的家族的故事的。我的母系家族在河南扶沟。黄河花园口决口时,一户顾姓人家随逃难大军来到陕西,落脚在黄龙山。后来,顾姓一家死于一种叫克山病的地方病,只留下一个六岁的女儿,这样,黄龙山托孤,这女孩给一位高姓的邻家做了童养媳。
 
  这童养媳就是后来的我的母亲;高家的第二个孩子后来则成为我的父亲。
 
  父亲后来在山上放羊的时候,川道里过队伍。父亲于是放下鞭,跑下山参加了革命。那时父亲已经和母亲完婚。当父亲向山下奔去的时候,母亲正在崖畔上挖苦菜,她拦了两拦,没有拦住。
 
  建国的那一年,父亲是一个县的团县委书记。在后来反对封建包办买卖婚姻的宣传中,他给家里寄来了一纸休书,要休我的母亲。
 
  许多年以后在父亲的葬礼上,我见到一位着一身黑色丧衣的气质非凡的老年妇女。这位阿姨当年正是那个县的妇联主任。因此我当时毫不费力地推测出,父亲当年的休书与这位妇联主任阿姨有关。
 
  父亲的这桩现代陈世美的故事差点演成。母亲后来确实曾离开高家,离开陕西,回到河南扶沟老家。但是在河南呆了半年以后,她又回来,因为在河南她同样也是举目无亲。
 
  母亲回河南时,是抱着我去的。那时我已经出生。母亲常常对人说,我去河南时还不会走路,回来时已经能扶着炕边乱走了。
 
  乡学究的爷爷这时候忍无可忍,出面干涉。他领了母亲、姐姐和我,赶到城里。父亲这时候已经从县城调到一座中等城市里,先是在报社做记者,后来在机关做部长和局长。
 
  爷爷罚父亲在地上跪了一夜。而后把我们娘儿仨交给父亲,自己动身回了乡间。
 
  这场故事便这样以喜剧形式结束。
       后来我们又曾三次回到乡间,又二次回到城里。一次是五八年大炼钢铁时,一次是1962年困难时期,一次是1968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母亲的卑微也注定了我们儿女们卑微的地位。我们的童年中既没有农村孩子那种田园之乐,也没有城里孩子那种公子哥儿气。我们视父亲为暴君。
 
  无需讳言,父亲经常打我。他最严重的一次打我,是将绳子拧成麻花打我。而对我心灵最大的一次伤害,是在街上公开打我。
 
  那时候打火机刚刚流行。我在家里的炕上无意中拣到了一只打火机。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只觉得很稀奇,于是就装在了书包里。放学归来的路上,我们三个男同学走在一起,我一边打打火机,一边炫耀。这时候,父亲下班过来了。“我说怎么找不见了,原来是被你偷去了!”说完,他顺手打了我一个耳光,然后夺走了打火机。
 
  自此以后直到今天,我的手一接触到所有的机械东西就打战。小时候,我从来不去上闹钟的发条,现在流行电脑,可是我永远学不会它,我的手指一接触到键盘,就心惊肉跳。
 
  这就是父亲的浓重的阴影下,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如今,我之所以成为一个坚强的人,一个敢于藐视一切权威的人,这与早年的家庭环境不无关系。
 
  但是你如果认为,这就是我的父亲的全部,或者说,是我的眼中的我的父亲的全部,那你就大错而特错了。那对他将是不公正的。
 
  事实上,他的身上有许多闪光点,有许多高贵和高尚的东西。
 
  许多年来,我所以不愿意在文章中提及他,也是出于这样一种顾虑。在这个充满矛盾的人物身上,我怕我只突出了这一面,而忽视了其他的方面,从而不能准确和完整地表现他。那对他是不公平的。而作为人子来说,我将内心不安。
 
  他是一个工作狂。
 
  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全部献给了工作。他后来成为一个市的副市长,主持常务。记得,那一年我刚从部队上回来,坐在他办公室等他。他到农村去了三天,风尘仆仆地刚进门,和我还没有说话,这时候电话来了,说是某地发生了森林火灾,于是他坐上吉普车,又走了。
 
  他疾恶如仇。
 
  他从来没有为自己谋一点私利。他死的时候家中没有留一下点钱。
 
  他的后半生是在坎坷和被迫害中度过的。
 
  正是在这种坎坷和被迫害中,我逐渐走近了自己的父亲。
      1982年,当时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将自己的外甥调来当秘书。所有的关节都打通了,只等父亲签字。父亲是个犟板筋,认准谁是个好人,便怎么都行,认准谁是个坏人,便怎么都不行。他硬说这办公室主任人品不好,外甥也肯定好不到哪里去,因此,拒绝签字。
 
  这办公室主任后来屡屡捎话威胁,说他手里握着足以置父亲于死地的把柄。可是,父亲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还是没有理睬。事情就在这时候发生了。
 
  原来这主任文革是是五七干校的的校长。他的箱子底下压着解放父亲时父亲写的自我检查。这东西本该随五七干校撤销时就地销毁,但这位前校长并没有将它销毁,而是拿回家压到自己箱子底去了。
 
  就凭这牛棚中的材料,清查中将父亲免职,认为是漏网的三种人。
 
  事隔半年后,发现这是一桩错案。于是纪检部门重新发了一个文,宣布收回原来那个处分决定,恢复原职。
 
  从纪检部门到父亲后来栖身的这个单位,只有不到一公里的距离,然而,这道公文走了整整八年的时间。父亲离休的那一天,纠正冤假错案的文件和离休通知同时到达。
 
  这是多么残酷的人生一幕呀!一道公文走了八年。八年的折磨呀!
 
  两年后父亲去世!死时六十三岁。
 
  父亲是1992年去世的。他在去世的那一刻,十分怀念他的遥远的乡间。这样,我们儿女们偷偷地将他装棺材,拉回乡间,埋进村子里的公墓里。
 
  如今,那墓头上已经长出了萋萋荒草。
 
  在父亲去世的这些年头中,我时时想起他,并试图走近他。我试图写一部家族的传奇,父亲的一生是这个传奇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父亲的形象可以扩而大之,成为那一代人的一个典型形象。
 
  这篇短文就是我试图走近父亲的一次尝试。
 
  (选自高建群散文集《生我之门》)
 
  作者简介:
 高建群,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跨世纪三五人才。主要作品有《最后一个匈奴》《大平原》《统万城》《遥远的白房子》《伊犁马》等。曾获老舍文学奖、郭沫若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等奖项。
编辑:新闻网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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