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新闻网消息：打工挣钱，天经地义！任何一个企业都不能拖欠农民工工资，你拖欠工资就没有良心，良心何在？！我希望今年不要再出现这个问题。”这是年末岁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年终工作会议上的“发飙”，也是尹蔚民面对全国几十名厅局长的发问。
一张农民工在深圳繁华闹市“裸体讨薪”的照片近日在网上广为流传。已入寒冬，天寒地冻，一个人上身赤裸，下着三角裤，脚踏解放鞋，胸前胸后贴着黑色心形剪纸，头戴一副面具，上书“黑心老板”。如此打扮，如此造型，立即引来了网友们的关注，纷纷转发、热议。“裸体讨薪”所追讨的，是两笔无凭无据的“糊涂账”，由一系列叫人哭笑不得的“弱智错误”造成。
这两笔“糊涂账”，一笔是向深圳圳通公司追讨的15万元，一笔是向中间人赵国义追讨的6万元。韩文德说，他领着13个老乡，通过老乡、包工头赵国义，承包了圳通公司施工工程的后勤杂工，并与圳通公司约定，根据不同的工种，分别按天计酬和按工作量计酬。工程结束后结算，合计劳务费21万元。这一切都是双方口头约定，没有文字凭据。
圳通公司项目副经理廖丹青的说法是：这21万元，韩文德按约定变卖工地废品，得款15万元，抵顶劳务费；余款6万元，公司已经以现金转帐支付。圳通公司出示的一份收款证明显示：“深圳圳通工程有限公司福田区市容环境提升工程项目部后勤杂工款、外墙翻新改造工程款6万元整于2011年7月20日结清，已全额收齐。本人对结清工程款付款无异议，特此证明。”赵国义和韩文德在证明上签名、按指印。还有一行手书：“本人同意此款打入赵国义帐户。”文下有韩文德签名。廖丹青解释说：公司财务制度规定，大额款项不能支付现金，双方同意，用赵国义的帐户转帐。
据此，圳通公司坚持认为：双方钱财两清，各不相欠。而韩文德说，变卖废品所得不能抵顶劳务费，因为自己的小团队在“后勤杂工”之外，还受廖丹青指派，做了一项拆窗户工程，变卖废品所得抵顶的是拆窗户的工钱。当时之所以在那张“全额收齐”的证明上签字是“因为受到了威胁”，对方表示“不签字就一分钱不给”。而廖丹青坚持认为，拆窗户已经包含在整个劳务项目中，不可能另计工钱。
对此，韩文德和廖丹青都拿不出证据。既没有字据，也没有证人，成了一笔死无对证的“糊涂账”。圳通公司企图从“侧面”自证清白：整个工程雇用了100多个劳务工，只有韩文德提出了欠薪问题。如果公司有意欠薪，会是这种欠法吗？6万元那一笔，韩文德和赵国义必定有一个在撒谎。赵国义承认收到这笔钱，并且已经以现金的方式给了韩文德，但赵国义拿不出证据。韩文德则对记者说：“没收到”。虽说韩文德与赵国义是相识多年的老乡，虽说中国人有重情面不好意思要字据的传统文化，但6万元不是小数目，在深圳特区生意场打滚十多年、自己办有一家公司的赵国义，难道不知道向对方索要一张收条吗？
韩文德对付赵国义的办法是：四个月来一直吃住在赵国义家，拿不到钱不走。韩文德承认，自己没向任何政府部门和工会等组织举报投诉过。有十多年深圳务工经验的韩文德，不是不知道找谁投诉，而是深知告不赢：白纸黑字红手印，自己确认过工钱已经结清。要想拿到钱，只能靠闹。赵国义和韩文德觉得，以吸引人眼球的方式去“闹”，最容易吓住企业乖乖出钱，最容易引起政府重视、严厉查处。
赵国义说，自己是通过层层转包后拿到红岭大厦装修工程的。“廖丹青以深圳圳通公司的名义拿到装修工程，转包给郑国庆，郑国庆又找到我合作完成。”赵国义向记者出示了一份廖丹青与郑国庆签订的合同复印件，上面写着“廖丹青将按福田区审计局最终审定的决算价提留50%”。从这份“合同”看，廖丹青什么都不用干，这样一倒手，就拿走工程款的50%，其暴利不禁叫人倒吸一口凉气。
但廖丹青不容置疑地说：“赵国义这份合同是伪造的，我从没签过！让他拿合同原件出来。”赵国义说，“合同”是廖丹青和郑国庆所签，自己当然拿不出原件，“但见过合同原件”。郑国庆拒绝接受采访。深圳圳通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叶海波坚决否认了工程存在转包。他说，项目所有管理人员均为公司职工，工程的周转资金、施工材料及人员工资全部由圳通公司支付。
这一点，从韩文德的说法里得到旁证：韩文德虽是赵国义介绍来的，但所有钱款，韩文德都是直接与圳通公司结算的。此间农民工问题研究专家表示，“裸体讨薪”当事双方与其说是劳资欠薪纠纷，不如说是合同纠纷更确切。它反映了新形势下劳资纠纷的一种新趋势：农民工一方，由于文化程度不高、法律意识不强，往往轻信资方的口头约定。而知书懂法的企业一方，利用农民工的无知和弱势地位，一方面与农民工作种种口头约定，一方面在关键环节通过文字凭据，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韩文德们遇到纠纷，在讲究证据的法律面前，必定处于不利地位，只能“剑走偏锋”，以非常规手段，借助社会关注、舆论压力来增加自己的维权筹码。
《劳动合同法》规定企业不跟工人劳动合同要处罚，极大的促进了劳动权益保护。但是否跟韩文德这样的“农民施工队”签订劳务合同，目前，无论是法律还是实际监管，都处于真空状态。如此讨薪，走的不是寻常路，是“街头艺术”。但恰恰是这些行为艺术将人们所震惊。毕竟在这些行为艺术的背后，有着农民工的辛酸、委屈和无奈。若不是讨薪无果，谁会在寒冬上演“裸体讨薪”?然而值得关注的是，“裸体讨薪”的背后是两笔无凭无据的“糊涂账”。据新华网中国网事调查，“裸体讨薪”所追讨的两笔账是双方口头约定，没有文字凭据。为何没有文字凭据，这一切都源于农民工的法律意识淡薄。而这恰恰是农民工维权的一个新难题。缺乏自我保护意思，仅靠非常规维权，恐怕不是长久之道。
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农民工文化水平不高，光靠他们自己恐怕难以实现。京华时报评论文章称，光靠剑走偏锋的讨薪方式，自然行之不远。只有健全法律法规，职能部门主动关怀，农民工才能感受到制度温暖，也才能逐渐提升与资方的博弈能力，维护自己的权益。来来去去的农民工，如出一辙的欠薪，一脉相承的讨薪，要么“裸体讨薪”，要么“跳楼讨薪”，要么“挨打讨薪”，要么“赌命讨薪”等。凡此种种，就这样反复轮回，也不知何时是个尽头。如此讨薪，走的不是寻常路，往往打上了“另类、过激、极端”烙印，可谓旁门左道维权。按说，有专门劳动保障部门，有各级党委政府为农民工撑腰，重要的是，还有法律为他们保驾护航，再者，欠薪不正常，从小处说不厚道，从大处说是违法行为，走常规渠道就可以讨回，为什么还要反复上演“另类”讨薪现象？维权越来越不走常规渠道，却善于拿另类、过激、极端说事，久而久之，就只可能剩下“行为艺术”式炒作，越发讽刺和悲哀。长此以往，恐怕维权更难，公平正义更难彰显，十分危险。所以，维权不能只剩下“行为艺术”式炒作。（责任编辑：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