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新闻网消息：11月3日中午，广东潮州市潮州大道某医院发生一起凶杀案。一名男子持刀砍向医院医务人员，造成医院副院长当场死亡和两名医务人员受伤。而一周之前的10月26日，佛山南海红会医院却发生了医护人员错把早产儿当死婴遗弃的恶性事件。如果算上此前同样沸沸扬扬的“八毛门”和“录音门”事件，近来呈现于媒体层面的医患关系已经到了濒临崩裂的地步。需要指出的是，这绝不仅仅是媒体对个别极端事件进行炒作的后果，相反，无论从我们个体的亲历经验，还是近几年医院需要面对越来越多的纠纷事件这一点来看，医患之间的信任问题都已经到了不得不修复的地步了。
眼下，在医务人员与患者之间的信任僵局中，没有一方是绝对的胜者，甚至应该说双方都深受其害。从患者的角度看，医生医德不存，从虚开高价药到手术操作上的不规范，都让自己对医院本身望而却步而又愤怒丛生。于是，便有了走向极端的“录音门”乃至暴力伤人致死事件的发生。从医生的角度来看，自己救死扶伤之余还需要忍受人格上的侮辱，甚至肉体上的侵害，于是也就有了医生戴着钢盔上岗的怪异之举，或者心灰意冷直接离开医生行业。
不过，要终结目前这一矛盾，仅仅从医生和患者本身的角度着手，势难避免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局。因为事实上，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严重不信任只是问题的一个表象，相反，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体制本身存在的诸种弊端。这样说，绝不是为单个患者针对医生采取极端手段的行为辩护，而是从解决社会问题的角度出发，我们必须要从制度性的层面提出改革建议。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发生于住房、医疗、教育三大社会福利领域的改革有一个集中的导向便是“产业化”。就医疗行业而言，产业化改革不但在制度架构上剥离或者部分剥离了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担负，也在观念层面潜移默化地给医疗领域的人员植入了“经济理性”的思维。也就是说，医院本身的角色定位开始向市场主体靠拢。这就使得医院如同一家企业，医生更像一个个背负创收任务的企业员工，“以药养医”的盈利模式正是这一背景下的“创新发明”。另一方面，随着医院本身趋利性的日益增强，医德、操作规范这样一些约束医生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社会规范也开始被冲淡了，诸如医生将手术刀落在患者身体中这样的荒诞之举也开始变得不那么离奇。可以说，从制度到观念，医院方面的角色变更最终促成了医患关系的变质。
但医患关系的变质并未导致医院压倒性的优势。或许，在就诊问题上，较之患者，医生占据绝对的权力优势；然而一旦爆发冲突，事件超出了就诊范畴，直接面对患者的医生便立刻成了巨大的受害者。占据舆论优势的患者常常可以高价索赔，这其中，亦不乏有患者家属趁机漫天要价的可能。而医院方面往往为了息事宁人，常常是打碎了牙往肚里吞———赔钱、道歉了事。
显然，这样一种混乱不堪乃至近乎于丛林状态的局面，对于双方而言都是苦不堪言的。无论对医院，对医生，还是对患者，以及对社会秩序的治理者而言，当前，修复医患关系都已经是迫在眉睫了。
正是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从制度性的角度出发，首要的一点在于政府必须重新定位医院的角色，在基本的医疗服务领域实现“去商品化”；在医患之间的纠纷方面，相关的立法必须尽快跟上，这一点无论对于安全感每况愈下的患者来说，还是时刻面临漫天要价的院方，都是颇为急切的。当然，除了法律层面的完善，在具体的冲突过程中，我们不能仅仅依赖当事的双方冷静理性，而是有必要设立一些第三方的权威机构介入调解，以便为消弭冲突提供必要的缓冲地带。
无论社会还是个体，都不愿意目睹医患之间的信任风波愈演愈烈。我们希望不断涌现的医患纠纷不会白白付出代价，而至少为重建彼此之间信任注入动力，为全社会认真审视并且推动医疗行业的改革本身提供深刻的警示。（责任编辑：刘若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