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美术馆 2012中国呈现美术馆建设热潮
2012年，有人称之为“中国美术馆年”，这一年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很多美术馆，国有的、民营的、私有的、传统的、当代的……中国各类美术馆的兴建热潮首先在沿海城市引爆，去年年初，温州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端民营美术馆——昊美术馆；目前规模最大的私立美术馆——龙美术馆在继震旦美术馆、喜马拉雅美术馆之后登陆上海滩；广西南宁、山东泰州等地也各自成立了自己的美术馆；一些高等艺术院校的美术馆也相继建成，或正在扩建；而其他以企业名义、私人名义命名的美术馆也都在积极筹备中……一时之间，美术馆蔚然成风，当然，西安也不例外。
老牌的陕西省美术博物馆在全民关注艺术的热潮下，焕发着新的青春；位于曲江的西安美术馆，在三年的探索后一路高歌猛进，日渐成为西安人口中“美术馆”的代名词。同一年里，“华商美术馆”、“天朗艺术馆”、“今日长安美术馆”等不同性质的民营美术馆陆续在西安落地开花。
总之，在2012，玩艺术、开美术馆是件时尚的事情。
西安美术馆馆长杨超
美术馆承担的公共美育使命
1月20日“魂系长安——艺坛巨匠徐悲鸿精品展”在西安美术馆开幕，展览自开展以来，以高档次、高人流量、以及影响巨大而受到业内的普遍关注。另一面，徐悲鸿也是中国20世纪杰出的美术教育家，他为中国公共美育所做的努力在今天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大师已逝，让我们略感欣慰的是，他所昭示的公共文化、公共艺术精神在过去的2012年，在西安，已经初见端倪。也许我们可以说，2012，西安的公共美术教育推广已经起航。
在这样的现状下，部分国内美术馆业内人士开始提出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中国人需要什么样的美术馆？美术馆在构建城市文化、承担公共美育责任的过程中，又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此次徐悲鸿精品跨年大展的策展人、西安美术馆馆长杨超就是其中一位，他说，举办这样的跨年盛展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引发美术馆界同仁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杨超介绍，20世纪初，以鲁迅、蔡元培、徐悲鸿为代表的一些重要人物都提出中国要建立自己的博物馆和美术馆，要把自己民族优秀的艺术作品陈列起来，供广大老百姓来欣赏，提高中国的美育教育。当时西方绘画的价格是非常低的，徐悲鸿更进一步提出，希望国家出钱收藏西方的优秀的代表作品，建立西方绘画的博物馆供中国人来学习、欣赏。可惜的是，这些想法因为种种原因都没能实现。
当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时，徐悲鸿也是积极的支持者和推动者。杨超说，“这些在当时，包括到今天，眼光都是超前的，依然需要中国人去认真思考，特别是中国在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和精神价值的重要时期，尤其如此。”
作为西安目前发展势头最快的西安美术馆，馆长杨超也是希望能以这样的大展为开端，在徐悲鸿文化艺术精神的感召下，拉开西安美术馆2013年度的公共美育系列活动。而对美术馆应该承担的公共美育使命，他也有着自己的理解。
现状：中国没有一家成熟的美术馆
记者：对于2012年的“美术馆热”，您怎么看？
杨超：应该说，这十年来，国内建立了很多美术馆，但99%的美术馆还处于仅仅做展览的初级形态，中国的国家级美术馆也一样，收藏不系统，学术研究滞后。并且，这两年又出现了很多私人美术馆，大部分是为个人树碑立传的平台，而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美术馆。
记者：西方美术馆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
杨超：架上绘画诞生后，西方的美术馆也相应诞生了。首先是展览、收藏的平台，再成为为艺术研究提供作品的平台，再发展，美术馆本身成为艺术作品研究的平台，直到今天，美术馆成为被研究的对象，成为一门学科。
记者：这是艺术在发展过程中，和整个社会发展相吻合的一种体现。
杨超：是的，当美术馆被成为研究对象的时候，我们仅仅还处在美术馆是展览作品的阶段，说明我们的美术馆是非常落后的。我们缺少收藏，本身的学术研究不够，公共性缺失，功能不够健全……但这些问题都不是最终的问题。
记者：核心的问题应该是？
杨超：美术馆是干什么的。美术馆从诞生那天起，就是个公共文化、公共美育平台，肩负着一个城市、一个地区重要的文化使命。今天中国的美术馆基本上是画家和批评家自娱自乐的平台，美术馆和大众、和城市之间的关系被切割了。
原因：中国历史中公共文化缺失
记者：西方人已形成了周末进美术馆的习惯，而国内我们现在基本还没有形成这样的观念。这种差别有着怎样的历史原因？
杨超：首先要明确，不能说今天的人不进美术馆博物馆是今天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历史文化问题。今天之所以形成中国跟西方发达国家在公共文化、公共艺术上的差距，主要在于文化形态的不同。这是我们的祖先在建立中华民族文化体系的时候，在公共文化方面是缺失的。
记者：怎么讲？
杨超：西方文化从诞生那天起，就带有很强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具体体现文化本身的公共性和文化展示的公共性，以及文化传播的公共性。其文化本身是对个体生命、整体精神信仰和精神价值的体现，而这种带有强烈公共性的文化展示以城市的精神物化地标为平台，这种城市精神地标又是传播公共文化的的媒介，从而形成城市文化、城市文化空间和城市公共空间的紧密结合。如：古埃及和古希腊的神庙，中世纪以及后来的教堂，还有其后发现的美术馆、博物馆、城市公共文化广场等。中国不一样，中国文化从诞生那天起，就是个缺乏公共文化的“家国”文化系统，在朝廷和家庭之外，广大的公共空间缺乏文化诉求。
记者：按您的逻辑推理下来就是，没有公共文化，所以直到今天，没有建立公共文化空间，老百姓也就不会走进公共文化空间去欣赏文化、品味艺术？
杨超：1949年以后，中国建立了一些博物馆、美术馆，特别在一些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很多博物馆有了自己的收藏，但这些藏品有个大问题，就是基本上不展出，依然延续中国人古老的收藏文化，“收回来”然后是“藏起来”。这种自娱自乐的收藏，是没有公共文化的具体表现。
解决：推倒美术馆和社会的围墙
记者：徐悲鸿去世后，廖静文将他的藏品全部捐献给国家，从这个角度来讲，对公共艺术教育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杨超：这就是徐悲鸿的伟大之处，如果没有他的收藏和捐献，也就没有这样系统的作品今天在西安美术馆的展出。徐先生不仅将自己的代表作进行系统的收藏，更重要的是他将中国古代大师的作品大量收藏，并视为生命，《八十七神仙卷》就是典型代表。而徐先生对同时代大家的作品也大量购买收藏，这些藏品的系统性是对艺术的极大贡献。
记者：美术馆在普及公共文化时，最关键的是什么？
杨超：公众走进美术馆的形式是多样的，可以请进来，也可以走出去。公共文化做得怎么样？美术馆和城市的契合点在哪里？跟老百姓的关系怎么样？这种文化使命既有阳春白雪的高度，又有普遍意义上的公共性。
记者：这二者之间的“度”好像挺难把握的？
杨超：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不看到看，再到热爱，最后形成人们精神的必需品，跟人每天要吃饭要睡觉一样。一个民族审美水平的提高是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既需要大众艺术欣赏，也需要阳春白雪的高度。经过普及以后，人们都热爱、喜欢看，至于能理解到什么程度是另外一码事。培养大众形成精神上的需要，跟人吃饭、睡觉、需要交流一样，成为生活的必需。
记者：在上述这些问题下，2013年，西安美术馆有哪些针对性的规划？
杨超：首先我们要做的是广场艺术。老百姓不进美术馆、或者说进美术馆的老百姓比较少，我们就要主动走出去，或者把美术馆的胳膊加长，伸出去。今年我们暂定用每周末的时间在西安市的几个人流量相对较大的广场，进行艺术品公共展示，同时以艺术的形式进行互动，让艺术走近市民，让市民走进艺术。
其次是“艺趣易教课堂计划”，我们将在我馆一楼常设公共艺术教育展厅，与西安市各中小学进行联系安排，通过“讲解、观看展览、互动活动”的形式为中小学生设置室外艺术课堂，结合不同展览为学生提供西方美术、中国美术、现代艺术、古典艺术等历史文化艺术的延伸教育。
此外，我们还推出“艺术之旅”的概念。美术馆将邀请在业界具有影响力的专家担任艺术总监，以艺术为线索安排专属路线，带领大家前往世界各地具有浓郁艺术氛围的国家，以平民的价格让大家去看世界名作、艺术家故居、以及一些我们平时旅行社根本不会涉及到的艺术场所，在艺术总监全程伴随解读的同时，听专业博物馆、美术馆工作人员更为生动的讲解。去感受一场真正的艺术之旅。
记者：能参加这种旅游的人数还是比较有限的。
杨超：一年可能去100多人，但是这些人开阔了眼界，可能就会影响到一万人。这样，美术馆就跟城市发生关系了。
另外，2013年我们最重要的活动是“中国西安艺术30天”活动。2012年我们联合中国美术家批评年会组委会成功举办了“第六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中国的美术批评家年会”是中国美术批评家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每年在这个会议上，来自全国各地的美术批评家会把他们的艺术论文以及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公布。从今年开始，以后每年的九或十月份，在召开“中国美术家批评年会”的同时，我们将用30天的时间，调动西安各方面的资源，让美术批评家们走进西安的高校进行艺术讲座，与学生进行交流互动，有些甚至还可以走进中学。我们将从学术上开始突破，除了高端的学术活动之外，我们是学术走向社会，学术走向高校。同时，在学术活动期间，西安各地将陆续有数十个大大小小的展览开幕，除西安美术馆有两到三个重要的展览外，西安其他美术馆以及会展场所可以共同合作，西安数十所大学也将参与到活动中来。
这样，配合大型学术活动举办系列展览从而影响整个城市，这在全国也将是第一例，所以这个活动的意义会非常大。我甚至认为这个活动的意义是触目惊心的，特别是未来在全国的影响。这是我们对2013年工作的一个设想。
记者：这样美术馆之间，美术馆与城市之间就发生了关系。
杨超：对，这样一来，使得美术馆集中在一段时间内向公众灌输一个欣赏的习惯。推倒美术馆和社会之间的那面墙，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力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