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新闻网讯 （记者张龙）狄马，独立作家。陕西子长县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发表思想随笔、文化散文、文学批评、杂文等各类文章近百万字。著有随笔集《一头自由主义的鹿》、《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杂文集《中国杂文（百部）：狄马集》、《另类童话》等。
《鸟镇》是马治权先生继《龙山》之后出版的又一部长篇小说。这是一部引人入胜、风格独具的小说。说它“引人入胜”，是指它故事曲折勾连，语言老到成熟，如村醪山酒，平淡中显深沉，质朴中藏机锋，并时有妙语解颐。说它“风格独具”，是指这是一部不好归类的长篇小说。
你说它是“反腐小说”，可书中的腐败分子并没有一般“反腐小说”中的狰狞面目，反而有情有义，才华横溢，时而挥毫泼墨，时而纵论国事，令人非但不厌憎，偶尔还使人心生敬意。你说这是一部“官场小说”，可它缺少一般“官场小说”中习见的尔虞我诈和勾心斗角，主人公似乎并不热衷于这些，反而更热衷文学艺术。
书中当然写了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但作者似乎又不满足于这些表面的贿赂描写，而是力图写出这种腐败背后的体制根源和文化根源。当然，客观上是否达到了这种效果，又另当别论。
老实说，在这部小说里，我没有看出是“体制”让沙平顺腐败的。“体制”没有让沙平顺找情人，但他在见倪梦荇的第一面起，似乎就想把她纳入帐下。实际上，由于他和妻子的婚姻生活平淡，甚至有些“寡淡”，沙平顺早就“寻思找个情人”了。难道是组织找他谈话，说:“老沙，你看，你与老婆结婚几十年了，组织上考虑到你的审美疲劳，决定给你找个情人；否则，你就不用干了”？没有啊，组织反而三令五申，严禁党员干部搞“权色交易”——当然，没有一对男女被抓后，承认他们是“权色交易”，都说他们是由于“美好的爱情”才睡到一起的。
其实，“焦大不会爱上林妹妹”，“林妹妹也不会爱上焦大”。小说写沙平顺与倪梦荇第一次相识，是在市公安局组织的一次演讲大赛上。作为市公安局长的沙平顺，看到素颜出场的倪梦荇不能自已，“迫不及待地将电话打过去，亮明身份，并邀请她出来吃饭”，饭店订在了一碗粉丝卖八千八百八十八元的“顺风渔港”。大家注意，这句话里重要的词不是“迫不及待”，而是“亮明身份”。
试想一下，假如沙平顺打电话邀约时，没有“亮明身份”；或虽然“亮明身份”了，但没有说自己是公安局长，而说自己是当天的值班保洁，倪梦荇会不会告他性骚扰？再假如，沙局长请倪梦荇吃饭的地方不是一碗粉丝卖八千八百八十八元的“顺风渔港”，而是一碗豆浆卖两块，城管随时有可能掀摊的路边大排档，沙局长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见到倪梦荇？更不用提以后的“花好月圆”了。西谚云：权力是最好的春药，可谓一语中的。
同理，“体制”也没有让沙平顺通过代理人钱运通买官卖官，安插亲信，大搞权力寻租，但沙局长几乎每次都是“明示”钱运通做他想做的事。
无疑，作者对主人公沙平顺倾注了极大的同情和怜悯，甚至在《后记》中说，“文革时的走资派就像现在的贪官”，这样写的“用意十分明显，那就是这种体制不改变，腐败是无法通过‘反贪’而解决的。”但作者显然太过善良，这与我了解到的作者的品性有关。
马治权先生从政三十余年，业余临池不辍，能写一手好文章。给朋友们最深的印象是：博识多闻，谈锋甚健。友朋聚，马先生不在或虽在而不开口，众皆怅然，不敢下箸，若有所失；及其讲完，众始卷席，如释重负。
大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他所创办的杂志出了点问题，一度情绪低落，找理论家党治国先生聊天。其时我正在党先生处问学。马先生一落座便说：“你看人的脸，就是一个‘苦’字：一横是额头，两竖是眼睛，中间的十字是鼻子和鼻梁，下面是一张口。”党先生听了，连忙说：太消沉了。
在所有马治权先生的照片中，最多也最经典的“造型”是：他仰着头，撅着嘴，两眼侧视，似闭非闭，像故乡陕北正午的阳光袭来——千古文人悲天悯人之态毕显。
因此，在这部小说中，我不相信是作者有意替贪官开脱，我更多地相信作者是让他的主人公给骗了。他太爱沙平顺了，以至他认为沙的罪孽是由他所处的环境，尤其是“体制”造成的。但“体制”是谁？姓什么？穿什么衣裳？长得好看不？谁见过这个无所不在的“体制”？答案是：体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
它就是我们的父母、亲朋、同事和熟人。体制在塑造人，同时人也在塑造体制。哈维尔在讲到后极权制度的存在时说：“它能够发生并已经发生仅仅因为在现代人性中显然存在着某种倾向于创造、至少是忍受这种制度的东西。显然在人类成员身上有某种东西响应这种制度，它们反映和容纳它，于其中使得他们更高的自我起来反抗的每一个努力麻痹瘫痪。……因此不仅是制度异化了人性，而同时，异化了的人性也支持这种制度。”
在小说中，我们没有看到沙平顺对体制的抗拒、搏击或是挣扎的痕迹。每次贪腐完，总是欣欣然发一顿感慨而已。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看到沙平顺对体制的顺应、接受甚至是自觉维护（比如“大鼎村事件”），奋力添砖，就不能说他是体制的受害者。只有抗击过，失败了，才可以说是悲剧，并誉之为英雄。
尽管作者的意图是把贪官还原成一个有七情六欲，有追求和品位的“这一个”，而不是一般“反腐小说”中那些概念化、符号化甚至漫画化的人物——这一点，作者的努力显然成功了。他塑造了与以往不同的贪官形象。但当作者力图揭示主人公的贪腐与体制的关联时，却发生了“意图迷误”。“意图迷误”是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批评中的一个概念。新批评派认为阐释作品不能完全以作者的本意为准。因为客观的审美效果往往会背离作者创作的“意图”。即作者的“意图”完全没有或没有完全实现。
其次，用“散文笔法”写小说，也是这部作品“风格独具”的重要方面。
这种手法当然有它的好处。用作者的话说：“可以当日记读，也可以当游记读，甚至可以当随笔读。”既当散文写，作者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穿插议论、说明或回忆性的东西；但由于缺乏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来统摄全部材料，因而这些议论、说明或回忆性的东西有时显得冗长，枝蔓太多。
小说最精彩的部分当属，沙平顺东窗事发，故作镇定，自杀之前回老家探母，到庙上抽签，重回父亲劳改过的农场等静水深流、不动声色的描写。因此，我想，如果小说就从沙平顺接到纪委电话，回家探母写起，中间穿插沙平顺的人生经历，篇幅上会不会更省俭些？但这种提议，显然超出了评论者的职分范围。评论者尽可以对作品品头论足，但不能越俎代庖，替作者谋篇。惹恼了，马先生会说：少皮干！有本事，你也写一部！
